那些隔离与放纵的记忆

《十三棵泡桐》这个片子拍得很好，好就好在他艺术上是粗糙的。粗糙，但是不可疑。广大人民看了自然是哑子吃馄炖，心中有数，就是那些从来自命为topX的精英们，看了也总能有点收获—生活上都已经自绝於人民了，总应该远远地观赏一下吧。

但精英们反映，听不懂他们说什么。方言哪！这些电影都讲地方话，土得掉渣不说，完全是拒绝沟通嘛！精英的话当然要重视，不过在这个问题上，窃以为，精英们要委屈一下。因为方言这个是根本美学问题，绝不可以妥协。原因下面就要说到。

先说个事。不久以前，看了《五朵金花》（其实没看完）。这个片子大家都知道，曾风行一时，说的是云南少数民族地方发生的事。片子说的什么不提也罢，但是五个女主角说的是什么话呢？（请广大观众抢答）乃是———长春口音的普通话。

这是不是一个个别现象?显然不是。有没有人质疑？尚未发现。长期以来，中国电影被一种语言，一种腔调把持。书同文，车同轨，不仅是大秦帝国的根本国策，也是任何一代大中华帝国，特别是共产党治理下的所谓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国策。

古往今来多少帝王（美利坚帝国亦不例外）梦想着来统一民众的思想，可是又有谁能有共产党的魄力，不仅统一了语言，还统一了着装？建国区区三十年，就把大一同路线搞到了一个登峰造极，让老蒋只有羡慕的份。不幸这时冒出一个王朔，先跟你依样画葫芦，但在关键时刻却走了调，把官方换成了民间，好比包不同学唱星宿老仙，把德配天地换成了都是狗屁。这个搞法为颠覆《新闻联播》立下了汗马功劳，独领风骚十数年，直到现在不幸王朔同志又成为新的官方语言。这个时候我们提倡走另一条路线，把造反进行到底，这个新的精神，就是以地方对抗中央。

说道这里要打个圆场。在中国电影里是不是大家都讲普通话了？有没有例外？当然是有的。这个例外，也就无一例外地是首长同志。毛主席讲什么话，湖南话。周总理讲什么话，江苏话。小平同志讲什么话？四川话。林副主席。。。打住，打住。

这个现象很搞笑的说，看一部中国电影，官方的大片，基本上可以讲，谁不讲普通话，谁就是大人物。

讲普通话的，当然都是普通人。可是普通人讲不讲普通话？当然不讲。

我上中学的时候，上课回答问题，那都规定要讲普通话。下了课以后，大家还是讲方言。中央语言对地方语言实施了霸权之后（课堂是绝对公共空间），地方语言（比如省会）还要对更地方的语言（比如郊区，又比如本省其它城市）实施霸权（课外是相对公共空间）。于是乎这些更地方的语言唯一能派上用场的地方，就只好是在家里，跟父母之间（私人空间）。这个，天安门下成长的孩子自然是不知道的。

语言是什么？不仅是一个沟通的手段，更是用来标识语言使用者的身份。讲一种语言，基本上就意味着认同于这个语言所代表的一切（这也就是为什么俺对日语一窍不通）。十年以前，中国的英语教学，推崇的是牛津路线。转眼之间，城头变换星条旗。许鞍华的姨妈，英语是很地道的，可是因为“我们家的孩子以后肯定要去美国的”，所以也就下了岗。说实在的，对于可怜的中学生，或者小学生，美式英语，英式英语，能有多大差别？但是有关部门的思路是清晰的，态度是坚决的——语言的差异，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。

差异不仅仅是差异，差异就是身份。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摆在一起，你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们语言的差异。同样，一个中国人和另一个中国人摆在一起，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们语言的差异。有意思的是，每次当我追问人家的家底的时候，很多人都露出尴尬的神色，好像我抖出了他家的穷亲戚（可不是吗）。这个，天安门下成长的孩子，自然也是不知道的。

说了这么些，回到《十三棵泡桐》。实话说，这个片子的声道做的比较糙。但他不仅用了方言，还反映了方言和普通话的一个混用现象。这样一个混杂的现象，乃是一个在中国大多数地区都存在的现象。语言，在这个片子里，直接标识了社会阶层。女教师宋小豆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，自然要说地道普通话的，而且不好意思，还要夹杂英语。没有那么拽的小任老师（被人说装蒜也不了了之），普通话也就不是特别标准，甚至还比不上伊娃和珠珠。就连阿利这样一个一贯被欺压的人物，当他不耐烦时，也会对金贵吼出一句“山里娃”，原来他所依仗的，还不是他老爹的钱，而是他的城市身份。

当然，关于身份这个命题，再没有比包京生更清楚的了。顾名思义，老包是生在京都的，但是因为父母支边的缘故，长在西藏。中央和边疆两种身份，在他的身上是混在一起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一来泡中，就大刀阔斧地搞霸权，追女仔（而且还居然给他追到）。陶陶这个阴险的家伙，明明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，却不与他正面交锋，而是要借助于官方势力——保安的捉拿，教师的呵斥，蒋校长的广播通告来把他搞臭、搞垮。陶陶看得清楚，因为老包身上早已有了边缘的种子，所以必将再度回到边缘。在这一点上，陶陶不自觉地继承了中国两千年政治斗争的经验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因为夺爱之恨，更因为某种难言的吸引，陶陶坚定地站到了小豆老师的身边，充当起打手加XX的角色。这个片子剪掉了的部分，应该就是这两位更暧昧的事迹了。个人估计，应该就在何风和珠珠跑去报告老师，老师披散着头发迎出来那一段。何风曾说她喜欢陶陶是因为他“像一把刀子”，后来不喜欢他了，因为她找到了另一把刀子，但她所不知道的是，陶陶当然还是刀子，只不过成了软刀子罢了。

至于硬刀子，这会儿攥在老包手里，抵着阿利的脖子，做最后无力的挣扎，然后被金贵一脚踢倒，京生毕竟还是斗不过“京”贵。

包京生的政治生涯的没落（两次烧烤之间）固然是一条线索，但在影片中，这个线索是通过女主角，何风的眼睛来叙述的。何风为什么会喜欢上老包？她究竟看上了老包哪一点？这个我以为，正是他身上的边缘感。何风下意识地认同边缘，认同边缘所代表的锐利感。原来陶陶是边缘的（相对于主流），但自从老包来了以后，陶陶显然变成了相对中央，失去了他的锐利。与陶陶理解、利用现实的实用主义态度相对，何风与现实的关系可以说是对立的，这个位置的形成，跟她对家庭关系的幻灭感有直接联系（毕竟，对一个孩子来说，家庭是第一现实）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她向往的桃花源不是郁郁聪聪的绿洲，不是离骚式的抒情（窗户是开着的，装什么蒜），而是沙漠（墙上的画），是骑骆驼的阿拉伯人。刀子，作为游牧民族的随身物，因此也就成为了何风的护身符。她对现实的态度，是小豆所宣扬的人生成功论的反面。何风所追求的，不是繁荣昌盛，而是彷徨，放纵。

影片的结尾提示说何风去了新疆。为了服从现实主义的伪装，吕乐安排的理由是去看珠珠（可怜，因为要给何风提供一个理由，被发配到边疆），这个理由不是完全说不过去，但个人觉得不够精彩。我宁愿把这看做一个纯粹英国病人式的自我放逐，毕竟，新疆是中国唯一有沙漠的地方。

中国的青春残酷物语，现在有了这么几部，多半还不到时候论功行赏的。我们需要多一些描绘这些吃面，放屁，做爱的年青人，他们是祖国的未来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个人觉得，是不是艺术精品，都可以先摆在一边。成功者固然有权利缅怀他们璀璨的童年，失败者难道就必得无语？要说好看，精致，那当然是阳光灿烂更好看，但是世界也不光是阳光，阴影笼罩的日子，我们也一样要生活，成长。